第128章 别客气（1 / 1）

1931年11月初，东北各地。

谈判在枪声之后继续。何应钦逐条谈，逐条推，逐条拖。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拖一条是一条。这是蒋介石给他留的后手——用南京的官僚程序消磨关东军的锐气。武藤章几乎要掀桌子，但每次手按到桌面，就想起上午被抬出去的那个满清王爷。

东京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雍仁亲王在东京发表的讲话已经被印成传单空投到关东军各部队——“皇军要让满洲的鲜血浇灌帝国的旭日”。但关东军不敢再发动进攻——因为卢润东在长城以北。他的主力撤到了赤峰—通辽—兴安岭一线，但赵尚志带着一个快速纵队出关了，在黑龙江和吉林广袤的土地上扎了根。编制不属于东北军，不属于南京，不属于任何一方，是悬在关东军头顶的一把刀。谈判桌上每个日本军官都知道——辽西那个坑能埋四个师团，赤峰那个位置照样能。

谈判间歇的一天，张学良独自去了父亲的陵墓。大帅林在锦州，依山面海。十月的海风吹过来，把松枝吹得沙沙响。他跪在墓前，跪了很久。两年前——1929年底，大帅周年祭——东北的投降派被清了一批。杨宇霆、常荫槐，全是大帅时代的老臣。从那以后东北军里再没有投降派，除了那些满清王爷。他们在宫岛街的深宅里等日本人的电报和支票。那时候张学良就想过——这些王爷迟早会回来。但没想到他们真的敢，拿着“满洲国”的宣言站在自己面前。他对着墓碑嘶哑开口，说他把东北让了，然后说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西安。卢润东和聂荣臻、叶剑英正在开会。地图铺在桌上，赵尚志已经进入吉林境内，老百姓管他们叫“红骑”。卢润东要的不是占领——是把钉子扎进日本人后方。热河、察哈尔的防线必须加固，蒙绥的边防要塞需要重新设计。阎锡山在太原兵工厂的转产已经开始——被收编后他担任工业部副部长兼军事参谋，机器日夜不停，新型轻型履带快速机动装甲车正在试制，不配坦克炮，只配重机枪和迫击炮，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能连续行军。

叶剑英翻着技术手册抬起头来，说东北的冬天能冻掉耳朵，等过了十一月大雪一下，什么东西都冻住了。部队的过冬装备必须抓紧。卢润东说军需已经安排了——每一件棉衣、每一辆装甲车的防冻液、每一支枪的冬季润滑油，都从西安走。他停了片刻：何应钦那边传回消息——少帅在谈判桌上毙了一个王爷，善耆的儿子，用大帅留给他的勃朗宁。聂荣臻抬起头来，没有问原因。

“告诉少帅。西安城东北角的院子，给他留好了。种了两棵柿子树。”

西安的柿子在十月底正是最红的季节。卢润东站在院子里，摘了一个柿子，托在手里看了很久。柿子很软，皮薄得透光。他把它放在桌上，没有吃。然后他坐下来，提笔起草了一封发给何应钦的密电。电文写了一遍，撕掉，又写了一遍。最后定稿只有一行字：“协议最后一条——长城以北防务，由地方部队负责。此条不容让步。”

他让机要员把电报发出去，然后走到院子里。老吴正坐在廊下擦枪。老吴是从南京跟着宋子文的飞机来的，从那天起他就留在西安了，留在卢润东的院子里。“枪擦好了？”卢润东问。老吴端起枪对着柿子树的树冠瞄了瞄：“随时能用。”卢润东在他旁边坐下来，点了根烟，火光照亮了他半张脸，另半张脸陷在黑暗里。他和老吴都知道——谈判快结束了。

1931年11月底，西安。

《锦州协议》签了。没有签在赤峰，签在了锦州——大帅林所在的那个地方。何应钦代表南京政府与关东军的武藤章在协议上签字，武藤章的笔在纸上重重一顿，墨水洇开了一个黑点。

四条。一、双方停止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二、南京政府不承认满洲国，但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经济利益。三、辽西战役定性为“不幸的地方冲突”——这条何应钦拖了整整三天，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电报让他签的。四、长城以北防务由“地方部队”负责，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第四条是卢润东让何应钦加上的，武藤章本能地觉得这一条有诈——但当他看清“地方部队”指的是谁的部队时，竟在心里笑了一声。不越过长城，卢润东的部队在长城以北。这不是限制关东军，这是关东军与卢润东之间画了一条红线。谁也不信这条红线能守住。但至少现在，双方都需要它。

张学良从锦州直接回了西安。没有去南京述职，没有去见蒋介石。协议签完当天晚上坐上西行的火车进入关中平原，到西安时已经是深夜。卢润东派人到火车站接他，那人领着他穿过西安的街巷，来到城东北角一片院落前。院门虚掩。张学良推开门，站住了。

他在关内也住过不少地方——北平顺承王府、天津意租界、南京北极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院子。不是宫殿，不是王府，不是衙门，只是一个安静的院落，两进，比他沈阳大帅府的后罩楼还要素净。青石板地，缝隙里长着细青苔。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和干豆角，在夜风里轻轻碰响。院里两棵柿子树正红，灯笼一样挂在枝头，夜风一吹轻轻摇动。堂屋里点着煤油灯，擦得雪亮，暖黄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照亮了半个院子，也照亮了门框上新贴的对联。

上联：进来就是一家人。下联：坐下先喝三碗茶。横批：别客气。

张学良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他把那副对联从头到尾念了两遍，然后一个人走进去。堂屋里炉火烧得正旺，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热气熏得满屋子都是暖的。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东北地图——不是军用地图，是用毛笔勾勒的白山黑水轮廓。旁边贴着一张纸条，是卢润东的笔迹：“迟早要回去。”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军装领口松开，端起桌上倒好的茶一口气喝干了。茶杯见底。他低头看着空杯子，眼眶忽然就红了。

在武汉，汪精卫在入冬的江风中写了一篇评论，《论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次日发表在《大公报》上。通篇没有直接批评蒋介石，措辞讲究至极：“本党正朔，总理遗训，岂容偏安。”他不是在给蒋介石讲道理，是在俯瞰。在嘲笑蒋介石搞不定日本人，搞不定各路军阀，连“土匪出身”的卢润东都摆不平。他是同盟会正牌传人，总理遗嘱的起草人。他不必俯下身去替蒋介石背任何骂名——他等的是蒋介石求上门来的那一天。

蒋介石在南京看到了这篇文章。他没有发脾气，只是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叫来戴笠问了一件事。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最近跟什么人通过电话。戴笠的消息很快查了回来：陈璧君确实接到了南京方面的联络，想请汪先生出来替南京说话。她的回答是——先看看南京的态度，汪先生不急。蒋介石听完，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个女人，精明。”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空白的蓝色文件夹，在第一页写下了四个字——长期观察。他合上文件夹，对着桌上的报纸说了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窗外秦淮河的水在冬夜里静静流着，没有结冰。但空气里已经有了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