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3章 第338天 阴阳菜单（3）（1 / 2）

那天晚上，我写到凌晨三点。

潇潇中途醒了一次，看到我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把我的脸照得惨白。她没有说话，只是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背对着我。我知道她没睡着，因为她的呼吸声不对——太轻、太快，是清醒时才有的频率。但我们都选择了沉默，像两个在黑暗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彼此都看见了，却谁也不肯先开口。

第二天一早，我们退了房，打车去了桂林两江机场。一路上潇潇都在看窗外，那些喀斯特山峰飞速后退，像一幅被风吹散的山水画。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但在我的手心里慢慢暖了起来。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被引擎的轰鸣声几乎盖过。

“陈默，你以后还会跟我回阳朔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没有拉环的手雷，安静地躺在我们之间。

“会。”我说。

潇潇没有再说话。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她信不信我的话，也不知道我自己信不信。我只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当作没有发生过。

回到省城后的第三天，我把整理好的材料发给了几个我之前联系过的媒体人。一个是我大学时期的学长，现在在某都市报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姓陆，我叫他陆哥。另一个是在一次互联网行业会议上认识的，在某知名调查新闻平台做编辑，叫方远。我把材料打包发给他们的时候，附了一句话：“这件事可能比看起来的要大，你们评估一下。”

两天后，陆哥回了我消息：“材料我看完了，很扎实。但我们最近在跟另一个选题，人手不够，可能要等一等。”这个“等一等”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在媒体行业，“等一等”往往是“永远等不到”的体面说法。

方远的回复更直接：“素材很有价值，但我需要更多的一手证据。你提供的东西大部分是观察记录和网络资料整理，缺乏直接证据链。如果有录到店家亲口承认‘因为你是外地人所以价格不同’的录音或视频，会好很多。另外，如果有人愿意实名接受采访，说明自己因为曝光‘阴阳菜单’而遭遇过威胁或者暴力，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我盯着方远的消息看了很久。录音。实名采访。被威胁的受害者。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有。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始梳理下一步的调查计划。我建了一个加密文档，把所有线索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商家名单、价格差异数据、网络帖子的截图、我和那三个人在仓库里的对话记录。文档的标题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只留下了两个字：阳朔。

接下来的两周，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深挖。我找到了当年那个被打断腿的米粉店老板的家属。过程很曲折——先是在一个本地论坛的旧帖里看到了一个ID“漓江边的石头”，这个ID在某个帖子的评论区提到了“我爸爸的店”，然后我通过这个ID的发言记录找到了她的微博，又从微博的校友信息里锁定了她可能在南宁工作。我在LkedIn上找到了一个同名同姓、学校和专业都对得上的人，给她发了一封长私信，说明了我的来意和身份。

三天后，她回复了。

她没有拒绝我，但也没有同意。她只回了一句话：“我妹妹去年嫁人了，爸爸坐了轮椅去敬的酒。你想知道什么？”

我没有直接问问题，而是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她，说如果她愿意，可以打电话给我，什么时间都行。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南宁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年轻，是一个女声，带着浓重的桂林口音，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量，好像怕被别人听到。她姓陶，叫陶小禾，二十五岁，在南宁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她爸爸叫陶德胜，今年五十三岁，三年前被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撞断了左腿的胫骨和腓骨，做了两次手术，至今走路还是一瘸一拐，需要拄拐杖。

“我爸不是不配合他们，”陶小禾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失真，但那种压抑的愤怒我听得很清楚，“他就是不想搞什么外地价本地价。他觉得做人要厚道，开店要诚信。他来多少钱的粉就卖多少钱，墙上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开始生意确实不好，因为游客找不到他的店，本地人又觉得他家的粉没有别家便宜。后来我帮他弄了网上的推广，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上做了活动，生意慢慢好起来了，有游客专门导航找过来吃。”

她的声音顿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很轻很轻的吸鼻子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来‘谈’了。”

“谁？”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爸也不说。但我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就是镇上的那些人，和米粉协会的人一起。”

米粉协会。

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子里的迷雾。我一直以为维系那张网的是一些灰色的、地下的力量，没想到它居然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米粉协会。

“阳朔有米粉协会？”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

“有。我爸之前也是会员，每年交会费。但他出事后就退了。不，不是退了，是被踢出去的。”陶小禾的声音开始发抖，“你知道吗，他们来‘谈’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来的，也不是两个人。来了七八个人，有米粉店的老板，有米粉协会的一个什么主任，还有一些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他们说，你爸如果不跟着大家一起定价，就会破坏整个阳朔米粉行业的生态平衡，会对所有米粉店的利益造成损害。”

“后来呢？”

“后来我爸没听他们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事，凭什么要听别人的。结果你也知道了——腿被撞断了。那辆面包车没有车牌，路口监控坏了好几个，唯一拍到的画面是一辆白色的五菱宏光，但连车型都看不清。警察查了几个月，说线索太少，没法破案。”

陶小禾说到这里，终于哭了出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被压了很久之后终于决堤的、断断续续的抽泣。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话在这种事情面前都显得轻飘飘的，像是往深渊里扔纸片。

“后来我妈去找了米粉协会的人，问他们是不是他们干的。他们说怎么会呢，大家都是做小生意的，怎么会做这种犯法的事呢。然后我妈就跪下来求他们，说我爸的店不开了，求他们放过我们家。”

我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我妈跪了半个小时，”陶小禾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他们没有人去扶她。后来是门口路过的一个卖菜的大姐看不下去了，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的。”

电话挂断之后，我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的写字楼群像是另一个星系的星座，冷漠而遥远。我打开那个加密文档，在“受害者”一栏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上了陶德胜的名字、年龄、住址、受伤情况，以及一个女儿对父亲无声的告白。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老人在仓库里说的话——“我们穷了一百多年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现在我懂了，那不是悲悯，不是无奈，而是一张用百年的贫穷和忍耐织成的、密不透风的网。这张网不只是网住了外地游客的钱包，它网住了一切。它网住了陶德胜的腿，网住了陶小禾母亲跪下去的双膝，网住了那些被删除的帖子、被注销的账号、被叫去喝茶的记者。

而网的另一端，握在谁的手里？

我开始查找阳朔米粉协会的资料。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协会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非常少，只有几条零星的新闻和工商注册信息。根据公开资料，阳朔米粉协会成立于2009年，注册地址在阳朔镇某条街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叫周茂才。我在地图上搜了一下那个注册地址，发现是一个居民小区的一楼，门牌号标着“XX路XX号”，但街景地图上显示那是一个普通住宅，没有任何招牌或标识。

我搜索了周茂才这个名字。搜出来的结果不多，但每一条都很有意思。2015年，阳朔县召开餐饮行业座谈会，周茂才作为米粉协会的代表出席，在会上强调了“规范行业秩序”的重要性。2018年，一篇阳朔本地的新闻报道中提到，周茂才被评为“阳朔县优秀民营企业家”，报道中配了一张照片——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方脸，宽额，皮肤黝黑，穿着深色的夹克，站在一群人中对着镜头微笑。

我看清了那张脸。

不会错的。就是那天晚上在仓库里，坐在桌子一端、头发花白、面容和善、声音沙哑的老人。那个说“我们穷了一百多年了”的人。那个在官方报道里被称为“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人。那个在陶小禾的叙述中，出现在她家门口、坐在一群人中、看着她母亲跪了半个小时而没有去扶的人。

周茂才。

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那种愤怒不是暴烈的、冲动的，而是冷静的、克制的、像冰面下的暗流一样沉重而危险的愤怒。我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了他的身份，知道了他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但知道这些和改变这些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证据。

我需要证据。不是我的笔记本上那些观察记录，不是网络上的二手资料，不是陶小禾的电话证词。我需要的是能够被法庭采纳的、铁证如山的一手证据。我需要拍到米粉店老板娘亲口说出“因为你是外地人所以价格不一样”的录像，需要录到周茂才或者他的人亲口承认“价格联盟”存在的录音。

我需要回到阳朔。

潇潇知道我的决定后，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出来。我听到她在里面走来走去，有时候停下来，像是在想什么，然后又继续走。当她终于打开门的时候，她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没有泪痕。她已经哭过了，也决定了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潇潇——”

“我不是要拦你，”她的声音平静得不像她，“我是要去帮你。”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深的、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命名的决心。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问她。

“我知道。”

“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

“我知道。”

“你可能会被当成叛徒。”

潇潇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不是笑，而是一种决绝。“陈默，我从阳朔嫁到省城，我本来就已经是个叛徒了。”她说，“那些嫁出去的女儿，在本地人眼里从来就不是自己人。你以为他们真的把我当成自己人吗？不，我嫁出去的那天，在他们眼里我就已经是外人了。我只是一个户口迁走了、逢年过节回来送红包的外人。”

我从来没有听潇潇说过这样的话。她从来都是那个温柔的、善解人意的、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潇潇。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仿佛把过去二十多年里所有咽下去的委屈和不甘全部翻了出来，摊开在我面前。

“我陪你去，”她说，“我会帮你说话，帮你问价格，帮你录那些他们不会在‘外地人’面前说的话。因为我在他们眼里不是外地人，至少看起来不是。”

我们定了下周五的机票。这次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潇潇只跟她妈妈打了个电话，说周末回去住两天。她妈妈在电话那头很高兴，说正好家里的桂花开了，给她做桂花糕吃。

出发前的那一周，我做足了准备。我从网上买了一支伪装成车钥匙的录音笔和一副带高清摄像头的眼镜。我不是什么专业调查记者，这些设备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专业”的东西了。我在省城自己测试了好几遍，确认录音清晰、录像稳定，然后把这些设备和充电线一起装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帆布包里。

周五傍晚，我们又降落在了桂林两江机场。夕阳把机场跑道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峰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边。潇潇在飞机上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在看窗外的云。落地的时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做好了下潜的准备。

我们没有住上次的客栈。潇潇在阳朔镇上找了一家不在主街上的小旅馆，开在一栋居民楼的三楼，没有招牌，只在大门上贴了一个“住宿”二字。老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莫，普通话讲得不好，跟潇潇全程用方言交流。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些好奇，但没有多问。潇潇介绍说我是她老公，莫老太点了点头，给我们开了一间朝南的房间，窗外能看到一小片漓江的支流。

安顿好之后，我拿出眼镜摄像头的说明书重新看了一遍，确认了操作步骤。潇潇坐在床边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让我愣了一下的话：“陈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查出了什么，你能做什么？”

“发出去。”

“发到哪里？”

“所有能发的地方。媒体、社交平台、政府投诉渠道。”

“然后呢？”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呢？然后那些帖子可能会被删，那些账号可能会被封，那些报道可能发不出来。然后那些商家可能会更隐蔽地操作，那些游客可能会继续被宰，陶德胜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一句道歉。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说。

潇潇走过来，把我手里的说明书抽走，放在桌上。她的眼睛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虹膜里那些细密的、深浅不一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