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4章 第329天 大小眼（3）（1 / 2）

我花了三天时间找到她。

鸡西不大，一条穆棱河把城市切成两半，从城东走到城西用不了一个小时。但要找一个人，一个没有名字、没有住址、没有任何身份信息的人，还是费了些周折。

我先去了陈默说的那条路。

那是在城东开发区的一条老路，早年间修的，路灯稀稀拉拉，隔五十米才有一根杆子。这几年开发区往东扩了新路，这条老路就荒了下来，路面坑坑洼洼，两边的杨树长得歪七扭八，白天经过都觉得阴森，更别说晚上了。

陈默出事的地方大约在老路中段，靠近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我蹲下来看路面，柏油早就被岁月磨得坑坑洼洼，看不出任何曾经有过血迹的痕迹。但我注意到路边有一小簇野花，是那种不会自己长在这里的花——紫红色的石竹，被种在一个破搪瓷盆里，放在路肩上。

花是新开不久的，土还是湿的。

我站起身，往路边那片杨树林里看了一眼。树林很密，四月的新叶刚长齐，把阳光筛成细碎的金子。而在那片碎金子的最深处，树干上绑着一条藏蓝色的布条。

我开始在附近转悠。

跟人打听的时候，我嘴里始终嚼着一颗糖。糖分的甜味刺激下颌运动，右眼皮时翻时落，阴间和阳间的画面在我眼中交替闪烁。这条路上果然不干净——我看到了三四个影子，歪歪扭扭地站在老路两边。有个是二十年前在这条路上被抢劫的货车司机，有个是十年前喝多了酒从桥上摔下去的醉汉，还有一个是去年冬天心梗发作倒在路边的拾荒老人。

我挨个问了一遍，有没有见过一个年轻男人，黑色连帽卫衣，胸口印着“Mo”。

醉汉的影子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拾荒老人的影子摇了摇头。唯独那个货车司机的影子，忽然转过头来，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指了指老路尽头的一个小区。

“紫薇家园，”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七号楼，三单元，五楼，东户。”

我道了谢，转身就走。

货车司机的影子在身后喊了一句什么，但风太大了，我没听清。后来我回想起来，才觉得他那句没被听到的话，也许是某种警告。

紫薇家园是个老小区，建于九十年代末，外墙的白色涂料早就斑驳成了灰色，爬墙虎从一楼爬到顶楼，把整栋楼裹成了一个大绿疙瘩。七号楼在最里面，三单元的单元门锁是坏的，一拉就开。

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好像从来没亮过。我摸黑上楼，数着楼层，走到五楼的时候，先看到的不是门，而是一排鞋。

女人的鞋。

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沿着门口的过道整整齐齐地摆了两排。运动鞋、布鞋、棉鞋、单鞋，每一双都洗得干干净净，用鞋撑撑好了形状，像陈列品一样供在那里。

我蹲下来看了看那些鞋的鞋底。磨损都在左脚，比右脚严重得多。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三下，还是没人应。

我推了一下门，门没锁，开了一条缝。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从门缝里涌出来——不是臭味，是那种很久没有打开过窗户的房间里才会有的味道，灰尘、旧衣服、过期的药片和干枯的花混在一起，闷闷的，沉沉的，像一块湿透了的海绵，压在人的胸口上。

我把门推开，走了进去。

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丝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细的白线。借着这道光，我看到客厅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桌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和一摞书。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纸箱上面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人我看不清，但相框旁边立着一个小小的、用塑料花圈成的花环。

在那个花环的中心，是一张被小心裁剪下来的报纸。

我走过去，拿起花环，凑到那道光底下看。

那是一则本地新闻，日期是两年前的五月三日。新闻很短，只有豆腐块大小，标题写着：“城东老路发生车祸，一男子当场身亡”。正文里没有提死者的名字，只写了“男性，28岁”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但有人在新闻旁边的空白处，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箭头指向“28岁”这三个字，旁边写着：你才28岁。

字迹很轻，轻得像是怕吵醒了谁。

我放下花环，继续往里走。

卧室的门半敞着，我轻轻推了一下，门无声地滑开了。卧室比客厅更暗，窗帘被胶带封死在窗框上，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我摸索着找到灯的开关，按下去，灯没亮——灯泡应该是早就烧了。

我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

光照过去的一瞬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卧室里没有床。

准确地说，卧室的正中央地板上铺着一床被子，被子上面叠着一床褥子，褥子上面是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藏蓝色棉袄。棉袄的旁边放着一双棉拖鞋，棉拖鞋的旁边放着一只暖水袋，暖水袋的旁边放着一包拆开的瓜子。

瓜子壳被小心地攒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已经攒了大半袋。

而在这些东西的四周，在这间不大的卧室的四面墙壁上，在我手机手电筒的光圈扫过的每一寸墙面上——全是照片。

不是照片。是画。

用铅笔画的，用圆珠笔画的，用水彩笔画的，甚至有用烧焦的木棍画的。画的全是同一个角度——一个人躺在地上，另一个人蹲在旁边，弯着腰，伸出手，像是要去够那个人的脸。但每一张画里，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的脸都是空白的。没有五官，没有表情，甚至没有轮廓。只是一个模糊的、人形的、空白的东西。

而那些画里的另一个人，每一个都有脸。

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有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脸，有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的脸，有的甚至不是一个女人的脸——有一张画里那个蹲着的人长着一张男人的脸，有一张画里那个人的脸是一个孩子的脸，还有一张画里那个人的脸是一团模糊的、分不清五官的什么也不是的东西。

但每一个“脸”都有一样的表情。

恐惧。

不是那种被什么吓到了的恐惧，而是更深的、更安静的、像一条河一样从地底下渗出来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这些画里反复出现，出现在每一张脸上，每一种表情里，每一个笔画之间，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隧道，越走越黑，越黑越长。

我拿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钥匙插进锁孔，旋转，门开了。脚步声很轻，一步一步，左脚比右脚稍重一点。脚步声在玄关停了一下，大概是在换鞋。然后声音往客厅的方向去了，走了几步，忽然停了。

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低低的，沙哑的，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

“谁在我家？”

我从卧室里走出来，手电筒的光在她身上晃了一下，我赶紧关掉了。客厅里只有窗帘缝隙里那一道细细的光线，把她的轮廓切成明暗两半。她站在明暗交界的地方，一半脸被光照着，一半脸藏在阴影里。被光照着的那半张脸很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进去，像一幅被水泡过了太久的画，所有的颜色都晕开了，模糊了，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还在勉强支撑着。

她穿着睡衣，头发散着，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是来找你的，”我说，“有人让我带话给你。”

她的身体没有动，但她的手忽然攥紧了。那只攥紧的手在黑暗中微微颤抖着，像一只被踩住了翅膀的蝴蝶，拼命地抖，却飞不起来。

“谁？”她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我把手里的保鲜盒举了举。韭菜鸡蛋饺子的香味从盒子的缝隙里渗出来，在封闭的、闷热的、堆满旧物和灰尘的房间里弥漫开来，像一把钥匙，插进了一把生了锈的锁里。

那个女人的身体猛地一震。

不是怕的那种震动，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那种震动。像一堵墙被撞了一下，整面墙都在晃，却没有倒。

她盯着我手里的保鲜盒，盯着。那道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光正好落在保鲜盒的盖子上，折射出一小块琥珀色的光斑。她的目光落在那块光斑上，落在那个保鲜盒上，落在那个盒子里的饺子上，一直落，一直落，落到某个我看不见的、很深很深的地方去。

然后她忽然蹲了下来。

两只手捂住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

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能看到她蹲下来的时候，左脚比右脚多往前挪了三厘米。我看到了她睡衣袖子往上滑了一点，露出的小臂上有很多条细长的、白色的线痕，旧的，已经增生成了疤痕，在暗淡的光线里反着不一样的白。

我蹲下来，把保鲜盒放在我们中间的地板上。

“他让我告诉你，”我说，声音尽量放轻，轻得像陈默说话时那样，“那个晚上，你是他临死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他说他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疼。他看到你蹲下来抱住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是被爱着的。”

她整个人僵住了。

不是那种短暂的、瞬间的僵住，而是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连呼吸都停了。房间里安静得像坟墓，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能听到墙角那只老收音机里的电流声，能听到楼上不知哪户人家电视机里传来的一阵模糊的笑声。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笑了。

不是开心的笑，不是释然的笑，不是神经质的笑。是一种比哭更难听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身体里被强行拧断了，发出了一声闷响。那声闷响从她的喉咙里挤出来，变成了一声“呵”，然后她就用这声“呵”撑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他不害怕？他不害怕？”

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尖锐得像一块碎玻璃划过黑板。

“他当然不害怕！他当然不疼！他喝了一斤白酒！那辆车的远光灯打过来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是笑着被撞的！”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他认识你？”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控制不住，“你们不是陌生人？”

那个女人放下手，抬起头来。

光线落在她的脸上，我终于看清了她的全貌。她看起来大概三十出头，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让她看起来像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眼球布满血丝，眼底发黑，瞳孔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像一口快要干涸的井底最后的泥浆。

“他是我男朋友，”她说，声音忽然又低了下去，低到像是自言自语，“陈默是我男朋友。”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膝盖上的裤子。

“两年前的五月三号，是他的生日。他喝了一斤白酒，说他要去老路上等我，说他有话要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迟到了五分钟。就差五分钟。我到的时候，他已经……”

她没有说下去。

她不说话，但我看到她蹲在那里的样子，她蹲在那个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她面前的保鲜盒里的饺子早就凉透了，她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两只手的手指绞在一起，绞得骨节发白，像两根拧在一起的绳子，越拧越紧，越拧越疼。

“他不让我去的，”她忽然又开口了，语速很快，像憋了很久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他那天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在老路上等我，有话跟我说。我说好。但我那段时间在躲着他，我们刚吵完架，吵得很凶。我说了一个好字，但我没去。我在家里坐了一个小时，洗了个澡，吹了头发，换了身衣服，磨磨蹭蹭地出门。我觉得让他等一等没关系，让他急一急没关系，反正他又不会走。”

她的声音到这里断了一下。

“他不会走的，”她说，“他从来不会走。”

沉默了几秒。也许更久。我没办法判断时间了，因为我能感觉到两条腿蹲麻了，但我没敢动，我怕我一动就会打断她，就会让她从这片终于溃堤的洪水里缩回去，重新变回那个把所有东西都封在墙里、封在画里、封在花环里、封在那个塑料袋里的瓜子壳里的女人。

“我到那里的时候，”她说，“他已经躺在路中间了。他的头歪向一边，眼睛半睁着，嘴在动，像是在说什么。我蹲下来抱住他，他的身体还是热的，但已经开始抽搐了。我打了120，手抖得按不对号码，好不容易按对了，说不出地址。那条路太偏了，没有路牌，没有标志物，我急得跺脚，他就躺在我怀里，我看着他的眼睛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失去光。”

她又停了。

这一次停得更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她用最轻最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轻到几乎只有她的嘴唇在动。

“他说他喜欢我。”

我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手电筒早就关了，房间里重新陷入那种被黑暗浸泡的、厚重的、潮湿的静。在这片静里，我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响动——像是水滴落在金属上的声音。

我以为是她在哭。

但声音不是从她那里传来的。

是从东边的墙壁里。

是从那些画着空白人脸的照片后面、从那些铅笔和圆珠笔和水彩笔和焦木棍留下的痕迹深处、从那些无数个夜晚和无数个清晨堆叠起来的沉默的最底层，传来了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叹息。

不，不是叹息。

是一声很轻很轻的笑。

像一个人终于听到了他等了一辈子的答案。

我的手忽然冷了。

不是天气冷，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是那种只有在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靠得足够近时才会感受到的冷。我的嘴唇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我见过太多影子了，我从来没怕过——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从第一天起就在我眼皮底下，但我一直没看明白。

如果她是他的女朋友。

如果她是因为愧疚才在那条路上站了两年。

如果她在家里贴满了那些画，画的全是她蹲下来抱住他的样子。

那陈默为什么要说他们是陌生人？

他为什么要让我相信，她只是一个路过的好心人，一个偶然发现了他、出于善良蹲下来抱住他的陌生人？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他的女朋友？

为什么？

我慢慢地抬起头。

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线光，正好照在东边的墙上。那片光斑沿着墙壁缓缓移动，像是在寻找什么。在光斑经过的地方，那些画上的空白面孔一个接一个地被照亮，又一个接一个地隐入黑暗。

但在光斑经过的最后一瞬，我看到在一张被压在其它画

那是一张年轻男人的脸。

干净的脸，算不上多好看，但很干净。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没有戴帽子，站在一棵银杏树下，金色的叶子落了他满身。他的嘴角弯着，那不是笑，是一个习惯性的肌肉动作，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就刻进了骨头里的习惯。

他弯着嘴角，看着画外。

看着画画的人。

看着那个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坐在这间没有光的卧室里，一遍又一遍地画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擦掉、一遍又一遍地重来、一遍又一遍地试图把他画得更清楚一点的女人。

我看着那张画，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一个念头。

然后我终于想通了。

陈默说他不知道她的名字。

可她是他的女朋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

陈默说她只是一个路过的人。

可她是他女朋友。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她？

陈默说她不认识他。

可能他的意思是——她不认识他？

不，不对。

我的心脏忽然被什么攥住了，攥得紧紧的，像一只无形的手伸进了我的胸腔，抓住了那颗还在跳动的东西，然后用一种慢得残忍的速度，一点一点地收紧。

陈默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她确实是一个路过的人。

她是他的女朋友，但她路过的时候，她不认识他。

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不记得他了。

我想起了墙上那些画里千奇百怪的脸。男人的脸，女人的脸，孩子的脸，什么都不是的脸。她画了无数张脸，但没有一张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