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7章 金丝鸟——美女书记的权色交易实录（2 / 2）

这个局面的不公，她早就知道，但亲耳从他嘴里听到，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关了灯，坐到凌晨两点。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她拿起来喝了一口，苦得皱眉。

真正让事情急转直下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邵慧琳听说谢再兴在温州有了新欢。据说是当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被安排到了瓯海区的某个单位，人长得漂亮，年纪比邵慧琳小七八岁，全身散发着新鲜的气息。

邵慧琳一开始以为是传言。她问谢再兴，他否认。

但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比证据还准，她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没来得及删除的消息，内容不长，但几个字就足够让她心沉到底。

“哥，今天谢谢你，想你。”

她没有当场发作。她把那行字记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像用刻刀往骨头上刻。

等回到自己的公寓，关上门，她才把手机摔在地板上。

摔了，又捡起来。捡起来，又摔了一次。

手机屏幕碎了，像蛛网一样裂开，中间是她的脸，扭曲在裂纹里。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谢再兴，语气出奇地平静：“听说你那边有个小姑娘，什么情况？”

谢再兴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语气轻松：“什么人又在你面前嚼舌根了？没有的事。”

“我不管有没有，”邵慧琳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你让她来杭州，我们三个人当面说清楚。我可以不逼你离婚，但我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存在。”

这个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满足。谢再兴拒绝了，邵慧琳的态度随之强硬起来：

“那我去温州，到你们单位门口，让所有人都看看瓯海区委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谢再兴被这句话逼到了墙角。他知道邵慧琳不是一个会虚张声势的人——这个女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知道什么叫“分寸”，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分寸”扔掉。

一旦她把事情闹到温州，他的仕途就完了。

为了安抚她，谢再兴在杭州给她买了第二套房，又送了一辆宝马。可车子房子对邵慧琳来说已经不够了。

她要的不是物质补偿，是某种情感上的确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答案：

这么多年，你对我是认真的吗？还是我只是一件用了八年的旧衣服，现在要换季了？

她问得很直接，得到的答案更直接。

谢再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把邵慧琳调到温州，给了她一个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的职务。

用乌纱帽堵情妇的嘴，这在中国基层官场不算新闻。邵慧琳接受了任命，但还是那句话：“我不满足。”

她的不满足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她终于看清了这场交易的实质——她以为她在谈恋爱，其实她在做买卖。

八年了，她付出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而对方给出的价码永远是一套房、一辆车、一个职位。她像一只养在金丝笼里的鸟，笼子越来越豪华，但她永远飞不出去。

她在日记里写道：“只要想到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恶心。这不仅意味着我被打入冷宫，更让我的前途变得暗淡。”

这几行字写得潦草，最后的“暗淡”两个字几乎认不出来——笔尖划破了纸，墨水渗到下一页，形成一个黑色的墨团，像一个小小的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

五

2009年秋天，邵慧琳竞聘副处级职位失败。

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以谢再兴妻子的名义向组织部门投诉，说邵慧琳生活作风有问题。

这个说法无法证实，但邵慧琳自己深信不疑。她觉得这是谢再兴在背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让她永远出不了头，永远依附于他。

这种被掌控的感觉让她彻底失控。

那天晚上，她约谢再兴到杭州的公寓见面。

她把三份文件摊在茶几上——那是她这些年搜集的谢再兴贪腐的证据，涉及到三门县的土地出让、瓯海区的工程招标、以及他父亲去世时收受的上百万礼金。

每一件事都有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详细得像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谢再兴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一个被突然掀开面具的人。

他努力维持着镇定，但手指不自觉地开始发抖。他把材料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用尽量平稳的声音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邵慧琳靠在沙发上，双手抱胸，表情冷静得不像是在跟自己交往了八年的男人说话。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给你三条路。第一，你离婚娶我。第二，你给我两百万青春损失费，我走人。第三，我把这些东西交出去，你陪我一起死。”

客厅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一样。谢再兴张了张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你知道这些东西交出去，对你也没好处。”

“我知道。”邵慧琳笑了，那笑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你随便哄一哄就好的小姑娘吗？我看破红尘了。”

“看破红尘”这四个字，后来被谢再兴在审讯中反复提起。

他说他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奇怪的厌恶——他厌恶这个女人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

八年来，她对他百依百顺，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他习惯了她的温柔和懂事，习惯了在她面前卸下所有防备。

而现在，她手里攥着他的命门，用“看破红尘”这种词来跟他说话——这个词太危险了，它意味着这个女人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谢再兴答应给她两百万，条件是邵慧琳必须辞去公职，并且从中国消失。

邵慧琳同意了，她在跟家人的最后一次通话中含糊地提到“可能会出国”。

她的大姐后来回忆，妹妹在电话里声音疲惫，像是刚哭过，但语气很坚决，说“姐，你们别担心我，我有自己的打算”。

那是家里人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六

2009年11月15日，谢再兴从温州来到杭州邵慧琳的公寓。

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两人那天上午并没有激烈的争吵。

邵慧琳的态度比之前缓和了很多，甚至给他泡了一杯茶，坐在他对面，像从前一样平静地聊天。

她问他什么时候把钱给她，他说正在凑。她问他要凑多久，他说快了。

然后她站起来，说去厨房给他

就是这个转身的瞬间，谢再兴做出了决定。

他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走。她走了，我的前途就毁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烧红的铁条，从他的脊椎一路往上蹿，烧穿了他的理智、他的人性、他二十七年仕途积累的所有体面和修养。

他在卧室里找到了一条棉被。

那条棉被是浅灰色的，超市里常见的那种普通被子，邵慧琳买来没多久，还带着洗衣液的香味。

谢再兴把被子从卧室拖出来的时候，邵慧琳正好端着面从厨房出来。她看到被子，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开口，被子已经蒙上了她的脸。

面碗摔在地上，碎成几瓣。汤汁溅到地板上，慢慢渗进木地板的缝隙里。面条散了一地，冒着最后一点热气。

后来的事情，邵慧琳不知道了。

根据法医的鉴定和谢再兴的供述，他用了很长时间才确保她不再挣扎。中间他一度停下来，掀开被子看了看她的脸，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继续。

但当他看到她紧闭的眼睛和嘴角那根因为用力而绷紧的肌肉线条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事后，谢再兴在公寓里坐了很久。

邵慧琳的笔记本电脑还开着，屏幕已经暗了，他碰了一下鼠标，屏幕亮起来，显示的是一个空白的文档。

光标在页面顶端一闪一闪的，像是在等他打字。

他没打。他把电脑合上，开始处理现场。

他在厨房里找到了四只塑料袋——两只黑色的、两只白色的，超市购物袋，够大够结实。

他把邵慧琳的遗体分装进去，系好袋口。这个过程他不愿意多谈，只在法庭上说过一句：“我不想回忆。”

七

接下来的四个月，邵慧琳的失踪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11月底，有人以邵慧琳的名义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

辞职信是打印的，没有手写签名，但单位没有深究。

一个干部要辞职，总有自己的理由，况且邵慧琳本来就请了长假，办公室的人都说她“最近状态不太好，经常迟到，有时候干脆不来”。

单位很快批准了辞职，人事档案被转到人才市场，工资停了，工位清了，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此期间，邵慧琳的手机关机，偶尔开机回复短信。

她四姐邵素成后来向警方出示了那些短信，内容都是“我在外面散心”“别担心我”“过段时间就回来了”。

短信的语气听起来像是邵慧琳本人的口吻，但邵素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从来不叫我的名字，短信里却叫我四姐，这不像她。”

更让邵素成感到蹊跷的是，她给妹妹打电话永远打不通，只能收到回复短信。

她问妹妹在哪里，短信说“在海南”。她说那我过来找你，短信回复“不用了，我过两天就回去”。她问妹妹工作怎么办，短信回复“辞了”。

辞职？

一个农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近十年的女人，没有任何征兆地辞掉了副处级干部的公职？邵素成不敢相信。

她知道这份工作对妹妹意味着什么——那是她花了多少年、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来的位置，怎么可能说辞就辞？

她决定自己去杭州看看。

邵慧琳的公寓在世纪新城，邵素成用妹妹之前给她的钥匙打开了门。屋里很干净，干净得不像有人出远门的样子。

衣柜里挂满了衣服，冬天的羽绒服、春秋的风衣、夏天的裙子，整整齐齐地挂在那儿。

梳妆台上的护肤品打开了半瓶，盖子没拧紧，里面还能闻到香味。卫生间的毛巾是湿的，像是刚用过。

案发后勘查现场的民警后来确认，那条毛巾是谢再兴在案发后擦手用的——他在清理完现场后，用那条毛巾洗了手，然后随手搭回了毛巾架上。

邵素成在公寓里翻箱倒柜，在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大概有七八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字，附有表格、日期、金额、证人姓名。

那是邵慧琳这些年搜集的谢再兴贪腐的证据，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邵素成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了。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她终于明白了妹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她糊涂，而是因为她太清醒。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这段关系从始至终都是一场交易，她只是在最后关头，把筹码攥在了自己手里。

只是她没来得及出牌。

邵素成没有犹豫。2010年3月26日，她向警方报案。3月28日，她拿着那些材料向浙江省纪委实名举报谢再兴。

一天之后，谢再兴被纪委隔离审查。

八

谢再兴被抓的前一晚，他正在台州临海的家里给儿子办庆功宴。

儿子考上了公务员，这是大事。谢再兴特地让老婆多做了几个菜，红烧肉、清蒸鲳鱼、蒜蓉西兰花、排骨汤，都是儿子爱吃的。

他开了瓶酒，跟儿子碰杯，说：“好好干，以后的路还长。”他老婆坐在旁边，气色不太好，但难得露出笑容。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他第二天从临海赶到温州，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通知：“谢书记，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他没有挣扎，没有辩解，甚至没有问“为什么”。

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把笔插进笔筒，然后把椅子推回桌下。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平静得像是去开一个例行的会议。

在审讯室里，他的崩溃来得比他预想的要快。当办案人员把邵慧琳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抖动。

“是我干的，”他说，“是我杀了她。”

供述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每一个细节，从如何协商三百万分手费，到如何用棉被捂死她，再到如何分装、抛尸、制造假象。

他的声音从一开始的颤抖逐渐变得平稳，甚至到最后带着一种奇怪的专业感，像是在汇报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

办案人员问他：“你后不后悔？”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寒意的话：“后悔。后悔没有早点处理好这件事。”

他不后悔杀人，他后悔的是这件事没处理好，留下了把柄。

2010年8月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再兴死刑。9月29日下午，谢再兴被执行死刑。

据说他在临刑前的最后时刻，问了一句：“我儿子的案子怎么样了？”

没有人回答他。

尾声

邵慧琳的遗体在东海入口处的瓯江被找到时，已经严重不完整。

打捞队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陆续找到了其他部分。

她的家人最终在殡仪馆里看到了她——不，不能叫“看到了她”，那个白色的担架上盖着白布，白布

她的四姐邵素成没有去认尸。她后来对记者说：“我不想记住她最后的样子，我想记住她活着的样子——那个站在台上、穿着一身红裙子的漂亮姑娘。”

邵慧琳的公寓被查封了。法警在清理现场时，在她卧室的床头柜里找到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

日记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但用力极深，笔尖把纸戳穿了十几个小洞，像是用刀一下一下扎进去的：

“我要赢。”

她没有赢。

瓯江的水还在流，从温州往东海的方向，不分日夜，不辨悲喜。

四百公里的距离，曾经是一个男人开车来看一个女人的路。

如今那辆黑色轿车再也不会开上那条高速了，那个小区门口的监控摄像头也再也拍不到那个穿着深色夹克、戴着无框眼镜、步子稳稳当当走进来的中年男人。

那个金丝笼空了。风吹进去，又从另一头吹出来，什么也没带走，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