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7章 金丝鸟——美女书记的权色交易实录（1 / 2）
2010年3月，东海入海口的瓯江水裹挟着泥沙，朝着东海的的方向奔涌。
水下的能见度不到半米，打捞队的探杆在海床上反复划拉，触到某个软烂的东西时，那个年轻的潜水员还以为是块泡烂的木头。
等那个黑色的袋子被捞上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四只塑料袋，两种颜色，两只黑色，两只白色。袋口系得严严实实，水下泡了四个月，结实的尼龙绳已经深深勒进袋口的褶皱里。
法医戴着手套，用手术剪小心地剪开第一层。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在甲板上炸开。有个年轻警员转过身去，扶着船舷干呕。
袋子里面是什么，不需要细说。
唯一能让这个年仅33岁的女人被辨认出来的，是她左手臂内侧一颗小小的痣。
那颗痣像一粒芝麻，安静地嵌在泡得发白的皮肤上。
四个月前，这颗痣长在一个漂亮女人的手臂上。
那个女人曾站在三门县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裙，笑容明亮得让台下的人移不开眼睛。
她叫邵慧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邵颂乔。1977年出生在浙江三门县的农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
四个姐姐，一对盼儿子盼了半辈子的父母，和一个最终没能出生的弟弟——这就是邵慧宁全部的出身。
村里人都说，老邵家五个闺女，前面的四个都是平地上的土疙瘩，只有老五，是一只从这个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金凤凰飞走的那天，没人知道她落进了什么样的网里。
一
时间倒回2009年11月15日。
杭州，西湖区，世纪新城。这座建成于2000年代初的住宅小区，在当时算得上是杭州城内体面的住所。
邵慧宁的公寓在某一栋楼的十层，不大，两室一厅，但装修精致。
客厅里铺着实木地板，沙发上搭着一条浅咖色的羊毛毯，茶几上摆着一只水晶烟灰缸，干净得像是从没用过。
厨房的水槽里泡着一只碗，碗底残留着隔夜的粥渍。
冰箱门上用磁铁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记着一个温州的手机号码。
号码没写名字，但笔画用力，最后一笔在纸的边缘划出一道浅浅的凹痕。
那天是周日。小区里的住户大多在家休息，电梯上上下下，一楼大厅的监控摄像头闪着红灯。
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小区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他走路不快，步子稳，像是习惯性地控制着自己的节奏。
如果有人在小区门口遇见他，大概会觉得这是个体面的、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哪个单位的领导，趁周末来杭州看看房子或者会会朋友。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刷卡进了单元门——他有门禁卡，这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来。
电梯上到十楼，他走到1002室的门口，没有按门铃，掏出了钥匙。
门开了。
屋里的暖气开得很大，一股温热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
邵慧宁穿着家居服坐在沙发上，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膝盖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看到来人，她没起身，只是抬了抬眼皮，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来了？”她说。
“嗯。”谢再兴把夹克脱下来，搭在玄关的衣架上，换好拖鞋，走进客厅，在她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九年。
九年前，三门县一场活动的开幕式上，23岁的邵慧宁是台上的主持人。
她穿一件红色的套裙，头发烫成大卷披在肩上，站在麦克风前面，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水。
台下坐着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其中就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谢再兴。
谢再兴那年38岁，比邵慧宁大十五岁。
他从台州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被台州市组织部选中，成了一名年轻的党政干部。
他长得斯文，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在满是粗犷嗓音的官场里显得格外不同。
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儒雅”——这个词用在基层干部身上不多见，但谢再兴担得起。
开幕式结束后的晚宴上，邵慧宁端着酒杯来敬酒。
她喝酒很爽快，一口干，喝完冲谢再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让人很难忘记——不是那种官场应酬式的客气微笑，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带点少女羞涩的笑。
谢再兴回了她的酒，问了一句：“小邵是哪里人？”
“三门本地的，农村出身。”
“农村出来的姑娘能到这个位置，不容易。”
邵慧宁又笑了一下，这次没说话。
这一天的相遇，在当时看来平淡无奇。
县里的活动那么多，漂亮的女主持人那么多，领导一句客气话那么轻飘飘。
但后来回头看，这一天像是一扇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门里透出的光，最初是温暖而诱人的。
二
2002年，邵慧宁被调到三门县县委办公室工作。
从乡镇到县委，这一步跨得不算小，但也不算离谱——她年轻、能干、形象好，在基层锻炼了两年，表现突出，调到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有时候也是精心安排的事。
县委办公室是个讲究层级和规矩的地方。
新来的人要从最基本的做起，接电话、收文件、整理会议记录。
邵慧宁做得很好，她聪明，学得快，而且有一种让人舒服的分寸感——对上级恭敬但不卑微，对同事热情但不逾矩。
她长得漂亮，但从不在工作上利用这份漂亮。
谢再兴时任三门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和政法工作。
他和邵慧宁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走廊的两头。
每天上班，他从东边来，她在西边进，中间隔着一条铺了灰色地毯的走廊。
但县委大院的格局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会议、文件、汇报、协调，总会有交集。
最初是工作上的接触。谢再兴让她整理一份材料，她连夜做完，第二天一早放在他桌上，里面夹了一张便条：
“谢书记，材料已完成，请您审阅。如有不妥之处，我随时修改。”
字迹工整，措辞得体。谢再兴看了便条，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做事靠谱。
后来接触慢慢多了起来。邵慧宁有时候加班晚了，会发条消息问谢再兴要不要带夜宵。
谢再兴有时候也顺手把一些不需要秘书经手的材料交给她处理。
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在机关里很常见，不引人注意，也不会让人多想。
但在某个时间点，这条工作关系的边界被不经意地越过了。
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是哪一天、哪件事、哪句话。
也许是某次出差途中，两人坐在车后座，肩膀靠得很近；也许是某次饭局后，他送她回宿舍，在楼下多站了一会儿；
也许是某条深夜发出去的消息，内容已经从工作变成了“今天心情不太好”。
2003年，他们正式成为了情人关系。
这个时间点是根据后来的案卷材料倒推出来的。
两人交往了七八年，如果从2003年算起，到2009年案发，确实是七年多。
在谢再兴后来的供述中，他称邵慧琳“为人大气，非常聪明，善解人意，偶尔耍点小性子，但只要稍微哄一哄就好了”。
这评价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不错的员工，或者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唯独不像在说一个爱了七年的女人。
但那时的邵慧琳不这么觉得。
后来有人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一本日记。黑色封皮的笔记本，A5大小，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有些页面上有水渍，不知道是茶水打翻了，还是眼泪落在上面。
日记里没有直接写她和谢再兴的关系——她很谨慎，知道有些话落到纸面上就是永远的隐患。
但有一些句子，像是透过厚厚的窗帘漏进来的光，让人隐约看得到里面的阴影。
“他说他会处理好所有的事，让我再等等。”
“今天他老婆打电话来，他在电话里说他在开会。我就在他旁边，听着他面不改色地说谎。那一刻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说不上难过，也说不上痛快，就是觉得这一切很荒谬。”
“又一年了。”
三
2005年，谢再兴被提拔为三门县县长。同年，邵慧琳被提拔为三门县团委书记。
团县委的办公室在三楼，县长办公室在四楼。
从她办公室的窗户往上看，能看得到他办公室的灯光。
有时候晚上加班，她抬头看一眼那盏灯亮着，就会发条消息过去：“还在忙？”有时候他回一个“嗯”，有时候回“马上来”。
两人的关系在同事之间已经不是秘密。
县政府大院里，保洁阿姨都能看出来——县长和团委书记“关系不一般”。
有人说看到谢县长的车半夜停在邵慧琳楼下，有人说在杭州出差时看到两人手挽手逛商场。
这些传言在机关食堂的饭桌上被压低声音传递，配着心照不宣的眼神和意味深长的停顿。
但没有人在台面上说。
为什么不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谢再兴是县长，邵慧琳是团委书记，两人的工作能力和政绩都拿得出手，私生活的事，只要不出事，谁也不会去捅那个马蜂窝。
更何况，谢再兴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在廉政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县干部“管好自己的生活圈、社交圈”，说得掷地有声，
到了2006年，这对情人的关系在县里已经“太显眼”了。组织上对这种事从来不会明说，但调动的通知会说明一切。
邵慧琳被调往杭州工作，挂职浙江省委老干部局副处级干部。谢再兴被调往温州，出任瓯海区委书记。
两座城市，四百公里。
对于一段婚外情来说，距离常常是终结的开始。见面少了，电话短了，新鲜感没了，剩下的大概只有麻烦。
但谢再兴和邵慧琳的关系没有随着距离而降温，反而在两地奔波中找到了某种奇怪的平衡。
邵慧琳定居杭州。谢再兴在西湖区的世纪新城给她买了一套公寓——就是后来案发的那套。
每到周末，谢再兴从温州驱车北上，四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开四个多小时，到杭州时常常已是晚上八九点。
他有一套固定的路线：从瓯海区政府出来，上高速，经温州大桥，沿甬台温高速一路向北，到杭州绕城高速下，再经天目山路到世纪新城。
这条路他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熟悉到哪一段有测速摄像头、哪个服务区的厕所最干净都一清二楚。
谢再兴的司机后来在接受调查时说：“谢书记每个周五下午一般都不安排重要工作，有时候下午两三点就走了，说是去杭州开会。但纪委后来查过，那段时间杭州根本没有需要他参加的会议。”
到了杭州，谢再兴就像一个普通的周末来陪女朋友的中年男人。
他们在公寓里吃饭——邵慧琳学会了做几个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都是些家常口味。
谢再兴吃得很香，说比食堂好吃多了。饭后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候看新闻，有时候看电视剧。邵慧琳会靠在他肩膀上，安静地待很久。
有一年冬天，杭州下了很大的雪。邵慧琳拍了一张窗外雪景的照片发给他，附了一句话：“你要是来就好了。”
谢再兴当时正在开常委会，手机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回。等开完会回到办公室，他关上门，拨了邵慧琳的电话，说：“周末我来。”
这种时刻，邵慧琳大概觉得自己是被爱的。
但爱的背面，是永远无法摆在台面上的身份。谢再兴的妻子长期在台州生活，患有抑郁症和乳腺癌，身体一直不好。
谢再兴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但邵慧琳知道这件事后反而劝他：“等嫂子的身体好一点再说吧。”
这句话听起来大度得不像一个情妇能说出来的。
但在当时，邵慧琳的算盘很清楚——她不做那个逼宫的女人，她要让谢再兴觉得亏欠她。
亏欠是一种比爱情更牢固的债务，它不会随着激情褪去而消失，反而会在每一次见面中被反复提起、反复确认。
她用这种方式，把这段关系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四
2009年，邵慧琳32岁。
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是“老姑娘”了。邵慧琳的父母每次打电话都要催婚，四个姐姐也轮番上阵，问她到底打算怎么办。
邵慧琳支支吾吾，说“正在谈”“快了快了”，但从来不把男朋友带回家。
她不是不想带，是带不了。
这一年，她开始认真和谢再兴谈“转正”的事。“你再不离婚，我就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重，甚至带着笑，“老了就没人要了。”
谢再兴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我老婆早就知道你的存在，她为了保全家庭一直忍着你，从来没找过你麻烦。你就当给她留个名分吧。”
这是邵慧琳第一次清晰地听到“名分”这个词。她听懂了——他老婆有名分，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