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长孙无忌：智冠凌烟首功，权倾三朝终陨（2 / 2）

在长孙无忌的极力劝说与坚持下，唐太宗最终下定决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辅佐太子监国理政。

后来，唐太宗曾一度后悔，欲改立吴王李恪，长孙无忌密谏力阻，此事作罢，确保了李治的储君之位。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为表彰开国功臣，命人绘制二十四位功臣画像，悬挂于凌烟阁，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长孙无忌位居榜首，位列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人之上，荣耀至极。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在贞观朝核心地位的认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危，临终前，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入寝宫，托孤道：“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

随后，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这份托孤，是唐太宗对长孙无忌最后的信任，也是他一生荣耀的顶峰。

唐太宗驾崩后，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改元永徽。

长孙无忌作为顾命大臣，继续辅政，拜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中枢，权倾朝野，成为永徽朝的实际掌舵人。

唐高宗李治即位时，年仅二十二岁，性格仁厚懦弱，缺乏政治经验，对舅舅长孙无忌极为依赖，凡事皆以其马首是瞻。

永徽初年，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国舅之尊，总揽朝政，大小政务，皆由其决断，权力达到顶峰。

此时的他，不仅是朝堂百官之首，更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领袖，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无人能及。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谋反案爆发，长孙无忌奉命主审此案。

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娶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因不满现状，联合薛万彻、柴令武等人，图谋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发动政变。

此案本是一桩普通的谋反案，但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大肆清洗异己，打击政敌。

他将此案扩大化，牵连无数，先后诛杀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李元景等人，流放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宗室重臣。

吴王李恪，唐太宗第三子，英武果敢，才华出众，素有贤名，曾是储君热门人选，与长孙无忌素有矛盾。

长孙无忌一直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借此案将其诬陷，赐死狱中，时年三十四岁。

此案过后，宗室势力被大幅削弱，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与长孙无忌抗衡，他的权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继续推行贞观旧制，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发展经济，稳定边疆，使得永徽初年延续了贞观盛世的繁荣局面，史称“永徽之治”。

他主持修订的《唐律疏议》，在永徽年间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大唐治国理政的根本大法，影响深远。

然而，权力的顶峰，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

长孙无忌权倾朝野，独断专行，逐渐引起了唐高宗的不满与猜忌。

唐高宗虽仁厚懦弱，但毕竟是九五之尊，不愿做傀儡皇帝，渴望亲掌大权，摆脱舅舅的控制。

同时，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长期垄断朝政，排斥寒门庶族与新兴势力，与皇权、新兴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更致命的是，一场震惊朝野的“废王立武”事件，即将爆发，成为压垮长孙无忌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一切，他却浑然不觉，依旧沉浸在权力的巅峰，自以为权倾天下，无人能撼动其地位。

殊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酝酿，步步逼近。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欲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引发了朝堂大地震，也彻底改变了长孙无忌的命运。

王皇后，出身名门望族，太原王氏，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与长孙无忌关系密切。

武则天，出身寒门庶族，父亲武士彟曾是李渊旧部，后官至工部尚书，地位不高，且武则天曾是唐太宗才人，身份敏感。

唐高宗为何执意废王立武？

一方面，王皇后无子，且性格骄纵，不得宠爱；武则天则年轻貌美，聪慧过人，善解人意，深得高宗宠爱，且已为高宗生下皇子李弘。

另一方面，唐高宗欲借废王立武之机，打击关陇贵族集团，摆脱长孙无忌的控制，亲掌大权，重振皇权。

废王立武，不仅是一场后宫之争，更是一场皇权与相权、新兴势力与旧贵族集团之间的生死博弈。

消息传出，朝堂之上，立即分为两派。

一派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为首，坚决反对废王立武，力保王皇后。

理由很简单：王皇后出身名门，无大过，不可轻易废黜；武则天出身卑微，且曾为先帝才人，身份不正，不可立为皇后，有违礼法，动摇国本。

另一派以李积、许敬宗、李义府为首，支持废王立武，迎合高宗心意。

李积，开国名将，凌烟阁功臣，为人圆滑，明哲保身，不愿卷入皇权与相权之争。

许敬宗、李义府，寒门庶族出身，长期被关陇贵族打压，不得重用，渴望借废王立武之机，攀附高宗与武则天，获取权力与地位。

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朝堂之上，争论不休，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为争取长孙无忌的支持，唐高宗与武则天放下身段，亲自前往长孙府拜访，送上十车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将他的三个儿子全部授为五品朝散大夫。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也多次前往长孙府，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希望长孙无忌能高抬贵手，同意立武则天为后。

然而，长孙无忌态度坚决，不为所动。

他收下了金银珠宝，却始终闭口不谈废立之事，对高宗与武则天的请求，置之不理，甚至当面斥责武则天“出身卑微、狐媚惑主”。

长孙无忌的固执与傲慢，彻底激怒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永徽六年九月，唐高宗召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李积四位宰相入宫，再次商议废王立武之事。

褚遂良当场激烈反对，言辞恳切，甚至以死相谏，气得唐高宗大怒，命人将其拖出大殿。

于志宁吓得不敢说话，沉默不语。

李积则圆滑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一句话，表明了中立态度，也给了唐高宗废王立武的勇气。

十月，唐高宗正式下诏，废黜王皇后，贬为庶人，打入冷宫；立武则天为皇后，大赦天下。

废王立武事件，以唐高宗与武则天的胜利告终。

而长孙无忌，因坚决反对，与武则天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成为武则天掌权路上，必须清除的最大障碍。

此时的他，依旧身居高位，权倾朝野，但实际上，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便会被彻底清算。

废王立武之后，武则天开始逐步掌权，培养心腹，清除异己，首要目标，便是长孙无忌。

武则天深知，只要长孙无忌一日不倒，关陇贵族集团就一日不灭，自己的权力就一日不稳。

于是，她暗中授意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罗织罪名，伺机诬陷长孙无忌。

显庆四年（659年），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因结党营私、相互倾轧，被人告发。

许敬宗借审理此案之机，故意将案情扩大化，诬陷韦季方、李巢与长孙无忌勾结，图谋谋反，意图拥立荆王李元景为帝，发动政变。

这份诬陷，可谓恶毒至极，直击皇权最敏感的神经。

许敬宗在奏折中写道：“无忌身为国舅，位居宰辅，权倾朝野，却心怀不满，图谋不轨，勾结朋党，意图谋反，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理应严惩不贷！”

唐高宗看到奏折后，心中震惊，也有一丝怀疑：“无忌乃朕亲舅，受先帝托孤，忠心耿耿，怎会谋反？”

许敬宗见状，继续添油加醋，危言耸听：“无忌久掌大权，结党营私，朝野上下，皆为其党羽，势力庞大，若不及时铲除，日后必成大患，危及社稷！陛下不可妇人之仁，养虎为患啊！”

一番话，戳中了唐高宗对长孙无忌的猜忌与忌惮，也坚定了他铲除长孙无忌的决心。

于是，唐高宗不再犹豫，当即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太尉、赵国公爵位，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终身监禁，不得回京；其子孙全部流放岭南，贬为庶民，家产抄没。

曾经权倾朝野、荣耀至极的凌烟阁首功，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流放蛮荒之地，人生境遇，天差地别，令人唏嘘不已。

显庆四年四月，长孙无忌在官兵押送下，踏上了前往黔州的流放之路。

此时的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白发苍苍，身心俱疲，昔日的荣光与傲气，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

一路之上，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受尽折磨，身体与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抵达黔州后，长孙无忌被关押在一间破旧的囚室中，环境恶劣，瘴气弥漫，饮食粗劣，受尽屈辱。

他知道，武则天绝不会放过自己，流放只是开始，死亡，终将到来。

果然，三个月后，显庆四年七月，唐高宗命许敬宗、李积等人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实则是武则天授意，逼迫长孙无忌自尽。

使者抵达黔州，宣读诏书，赐长孙无忌自尽。

面对诏书，长孙无忌平静异常，没有愤怒，没有反抗，也没有哀求，只是缓缓闭上双眼，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想起了少年多难、寄人篱下的艰辛；想起了追随秦王、共创基业的热血；想起了玄武定策、助登帝位的果敢；想起了贞观宰辅、凌烟首功的荣耀；想起了永徽辅政、权倾朝野的辉煌；也想起了废王立武、固执己见的固执；想起了蒙冤流放、身陷囹圄的悲凉。

一生荣辱，半生沉浮，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可叹，可笑。

他缓缓拿起使者递来的酒，一饮而尽，慷慨赴死，时年六十六岁。

一代名相，凌烟首功，就此含冤而死，魂断黔州。

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家族成员或被杀、或流放、或贬为庶民，曾经显赫一时的长孙家族，瞬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直到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为收拢人心，稳定朝局，才下诏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追复其官爵，允许其子孙回京，归还部分家产。

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再多的平反与追封，也换不回那个曾经权倾朝野、智冠天下的长孙无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