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0章 左右跳反（1 / 2）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隐瞒……说到底，也是迫不得已。

那时的慈父，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尤其是对那些胆敢在他眼皮底下耍花招的人。一旦让他知道有人欺上瞒下，事情就绝不会简单收场——那些被契卡揪出来的人，可都是他亲自派下去的。

以他当时的脾气，恐怕连审都懒得审，直接一纸命令，把整批人全拖出去毙了。

这让陈树生心里直摇头。

人总不能从一个极端，直接蹦到另一个极端吧？有些事情，总得留点余地，总得折中考虑。

可问题是，放任不管的后果，又该有多恶劣？

本来，这种麻烦事该由捷尔任斯基来处理的。那个铁面人，虽然手腕强硬，但至少讲道理。

只要把问题摊开，把利害说透，他自然能权衡轻重，把事情压下去，不至于闹到血流成河的地步。

可偏偏……捷尔任斯基在26年就撑不住了，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那份高压，最终在某个冰冷的清晨彻底停止了跳动。

于是，沟通的重担全落在了陈树生肩上。他和慈父磨合了很久，可有些东西，不是时间就能完全弥合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行事节奏也不同，有时候一个决策的延迟，一次意见的偏差，就会让整个工作进程卡住。而恰恰是这些短暂的“耽误”，让某些人嗅到了机会。

他们开始松懈，开始试探，最后甚至肆无忌惮。

捷尔任斯基死了，他们以为再也没人能按住他们了，以为头顶上的那把剑终于消失了。

结果呢？那群人还真就把客气当福气，蹬鼻子上脸了。

慈父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文件批示被阳奉阴违，甚至他最好的兄弟——大基洛夫，那个被所有人默认的下一任接班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街头。

凶手倒是抓到了，可偏偏是个孤狼，嚷嚷着自己只是“报复社会”，唯一的目击证人在押送途中“意外”身亡，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

这是在糊弄谁呢？真当慈父是傻子？

所以，当大清洗的提议摆上台面时，陈树生连半点犹豫都没有，直接举双手赞成。他受够了——政策推不动，朋友被出卖，暗杀成了家常便饭。

中层干部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干脆躺平摆烂；高层更绝，直接和

最要命的是工业化，明明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却被这群蛀虫拖得寸步难行。

不清理不行了。

但问题在于，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地干。要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反倒会让矛头全指向自己。

得悄无声息地来，像修剪疯长的枝蔓一样，一刀一刀地削，直到整棵树重新变得笔直。

否则，今天你清理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清理。

但很可惜，慈父这次没把陈树生的话听进去。

或者说，他听进去了，却选择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陈树生也没工夫再劝，他手头的事已经堆成了山——必须赶在战争爆发前，把农业和工业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

那会儿的场景，现在想起来简直魔幻得可笑。

所有人都在争论集体农庄的产量，讨论五年计划的指标，为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吵得面红耳赤。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文件堆得比伏特加酒瓶还高。可就是没人愿意抬头看看窗外——邻居家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坦克工厂的机器声隔着边境线都听得见。

陈树生有时候半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上，都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金属撞击声。

那不是他们的工厂，声音是从西边飘过来的。

可那些争论不休的同僚们，好像集体得了选择性失明，硬是看不见人家已经在磨刀了，而且磨得锃亮。

“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进奥斯维辛当肥皂。”

陈树生有次在酒桌上半开玩笑地说。

结果在座的人要么没听懂，要么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最讽刺的是，就在他们为拖拉机产量斤斤计较的时候，隔壁的坦克装甲都已经开始量产了。

现在想想，那会儿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自己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盲目。

就像一群人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野餐，还在为谁该分到更大的那块馅饼争得不可开交。

托派那帮人整天吵吵嚷嚷的，活像一群聒噪的乌鸦。这边刚有人拍桌子喊“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那边就有人扯着嗓子煽动“发财吧，农民兄弟们！”。

后面那个暂且不论，但前面这个必须得掰扯清楚。陈树生其实跟托洛茨基私交不错，毕竟这位苏联红军之父\"

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他的某些主张跟当时大洋彼岸的局势有些出入，但本质上并不离谱——人家的大方向是想通过世界革命来打乱敌人的阵脚，这思路本身没毛病。

问题就在于，时机不对。

苏联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就想着去掀别人的桌子，这不是找死吗？

更何况，托洛茨基后来虽然处处跟慈父对着干，但说白了也就是政见不合。他拍桌子瞪眼睛，无非是担心权力失去制衡会出乱子。

这能算叛徒吗？

顶多算个唱反调的。

一个掌权者要是走偏了，那可是要带着整个国家栽跟头的，他这么较真儿其实也情有可原。

但慈父后来下狠手也是迫不得已。

政治这玩意儿就这样，今天你念旧情放他一马，明天就有人举着他的旗号造反。

这就跟处理前朝余孽一个道理——要么连根拔起，要么牢牢攥在手心里。

讲情分那是普通人的事，作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任何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因素，都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说到底，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托洛茨基错就错在，他既看得太远，又站得太高——远到忘了脚下的悬崖，高到成了别人的靶子。

并且有句话说的很对，这个时候陈树生还是很佩服那些先贤的无论国籍但人家所总结出的一些道理绝对是有着很深的底层逻辑和哲理的。

就比如法兰西高卢，人家可算得上是最早进行自我革命的地区了并且还相当的轰轰烈烈。

其中有一本书当中的内容说的很对——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始于改革者试图用原本的旧制度实现新理想。